2022第五周周报

转眼又到了周末写周报的时间，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尤其在过年，日复一日的循环更加速了时间的流逝。虽然每天都与不同的人见面，但礼数、菜式、活动却惊人地相似，就像谈话的话题总是脱不开身高岁数、子女教育、工作生意和结婚恋爱。小的时候以为这些话题实在是无聊透顶，然而这两年，要轮到我向我的晚辈们先开口，苦索枯肠抛出来的第一句到底还是“你多大啦长多高啦”。顿时觉得，果然还是以前一到亲戚家就坐到电脑桌前和我的好哥哥们一起打打游戏比较有意思，至少可以说，电脑桌前的人从来不为冷场而开口。

我小时候在餐桌边肯定是坐不住的，吃到一半必定出去，过年的话就一定是杀出去买鞭炮或者扑克玩了。越是长大，坐在桌边的时间就越久了。原本冷盘白切鸡加上第一道主食就可以把我的肚子填饱，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竟也能在半饱之时继续坐在餐桌前把大人们的话题听个大半（不过要我参与讨论就不必了，仅仅听着也足够有意思了）。前几天竟有一餐，以前最着急奔回电脑桌前的兄弟二人成了餐桌最后的守候，看着桌上吃到一半就无人光顾的冷盘和热菜，我不禁哑然失笑。

这周看完了《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第四章“网络层：数据平面”已经看完，正在看第五章的内容。计算机网络这东西，越是看下去越是有意思，用心欣赏一个规模宏大又制作精细的全球系统的一些基础构建细节实在是一大乐事。

翻完了《消费社会》的最后一部分，觉得作者批判的情绪有点重，也有可能是我在看着他挥着大棒砸碎一切之后看着空落落的废墟有点无所适从吧，我现在总在想，一个普通的人，在消费社会当中，究竟处于了什么位置，这种现代性的异化，作为身处人群之中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这种现代性危机的普通人，又能够踏踏实实地作出什么超越和妥协呢？

借着刚看完《消费社会》，又在pyq刷到了一篇介绍1968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短文，于是了解了一些相关事件和作品。文章里的一段话让人感慨万分：

–1968 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 1998 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30 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时代的压力，就业前景的不容乐观，让他们远离了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对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个饭碗”，而五月风暴，“不过是遥远的民间传说而已”。

垄断的寡头控制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甚至消费需求；幸福和地位被广告和物品的符码操纵，休闲时间被信息爆炸的传媒填鸭式地充满；大众能够参与的各种艺术，又似乎是被商业支起一层符号外壳而丢失其内涵的一门文化消费的生意；就算是人的思想观念与理想信仰，又有多少成分是宣传机器和舆论工业复合体所赋予的？有点想起高中不知从哪里摘下的村上春树一句话：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你手中滑落。取而代之落入你手中的,全是些不值一提的伪劣品。

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丰裕之后的精神匮乏，虽然与物质丰裕不见得有多少直接关联，但那些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我想大概不是经常听到的什么制造或者输出什么自主的文化能够简单解决的（尤其是，如果现在文化已经向符号显现滑坡）。在“匮乏而英雄的生产年代”过去之后，人们该如何看待自己一生的意义？

其实在看《消费社会》的过程中，我总会想起一些以前看过的书。《失控》中的观点让我意识到，我不能直接把某些造成灵魂匮乏的原因直接归咎于某个体制或者某些群体。一个巨大系统中“涌现”出来的某种意识并不完全是人为操纵的结果，在这个分工明确的系统中，人们仅仅是无意识地（对宏观表征没有察觉或者直接出发点）各司其职各自生活应该就能够让整个社会系统体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识形态。而对于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尤瓦尔·赫拉利（主要是不太喜欢他的《未来简史》）我现在大概也能够理解他在《当代简史》的最后，为什么会把解决种族歧视、恐怖主义、意义缺失等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导向禅宗——“清晰的觉感”，消费社会中“官能性的人”最缺少的东西。否则，要在异化中走向《Dark Side of The Moon》里面最后一首《Brain Damage》那般，也不足为奇了吧。

另外开始看《商业秘密资产管理（2016）——信息资产管理指南》（“我们搞技术的人都应该看看的书”），预备从较为整体的视角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先理解一些相关法律的精神，以后再细究条款。不得不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也是之前一直保留着想了解的领域。

本周书摘：

《消费社会》大众传媒性与休闲摘抄

事实上，“再循环”一词便能发人思索：它不禁令人想到了时尚的“循环”：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同样都应该做到“跟上潮流”，并且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等进行再循环。假如不这样做，就不是消费社会真正的成员。
另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文学界，由于学院派式微而通常遭到轻视的文学奖制度（事实上从全世界的角度看，每年为一本书加冕是很愚蠢的），因为恰好迎合了当代文化的功用性循环而又找到了令人惊讶的新生。
越来越多的阶级对某特定符号的接触，迫使高等阶级通过其他数量有限的符号（这种数量的限制要么是由于它们的来源，如古代真品、油画；要么是由于受到了刻意限制，如豪华版书籍、特制小汽车）来与前者保持一定距离。在这种区分的逻辑中，媚俗永远不会变：它的特性就在于其价值偏差和贫乏。
这种模拟美学是与社会赋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关的；这一功能便是，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这是一种导致了物品亚文化的文化适应美学。
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对那个已变成符号系统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的。
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所说的并不代表先天的真相（物品使用价值的真相），由它表明的预言性符号所代表的现实推动人们在日后对此加以证实。这才是其效用模式。它使物品变成一种伪事件，后者将通过消费者对其话语的认同而变成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
身体被出售。美丽被出售。色情被出售。而这并不是那些在最后关头为整个“身体解放”历史进程指明了方向的原因中最小的一个，把身体当成了劳动力。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目的而被合理地开发。就像必须遵循自由决定和保护个人利益原则——这是劳动者个体自由的正式原则——以便劳动力可以变成对薪水的需求和交换价值，必须使个体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并对它进行自恋式投入——这是快感的正式原则——以便欲望的力量可以变成对可合理操作的物品/符号的要求。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女人、青年、身体，他们在被奴役、被遗忘了几千年之后的浮现，实际上构成了最具革命性的可能，并因而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既成秩序的最根本威胁——他们被一体化、回收成为“解放的神话”。把本属于女性的提供给女人们消费，把本属于青年的提供给年轻人消费，这种自恋式的解放成功地抹煞了他们的真正解放。

陶短房：法国五月风暴：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https://ptext.nju.edu.cn/a5/89/c13164a304521/page.htm

而北京街头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学生革命行动”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会想到，这场“法国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对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有关，他们更不会想到，五月风暴的支持者既有他们视为“修正主义”的法共成员，更有托派的“第四国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当然，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居然会被“外国革命战友”们以无比高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头喊出。
于是在法国的“红五月”里，我们看见了与当时的北京街头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识和学术不但没有被蔑视和砸烂，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学者们作为整体非但没有受到学生冲击，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年轻人的个性非但没受到压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号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着；文化艺术非但没受到抑制，从行为艺术到新的电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后变得色彩纷呈；不同的思潮和哲学流派不但没有被统一，反倒百花齐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每一种哲学思潮，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在这次运动中激烈地碰撞着，发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和社会主义者的红旗，在拉丁区的街垒上并排飘扬着。
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五月风暴改变了这一切，从这一刻开始，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装，或是对孩子的教育、夫妻生活以及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这场风暴一下子改变了法国人的文化，使它一下子接近美国和西欧其它主要先进国家如英国的文化。
风暴的策源地楠泰尔学院，如今的大学生在接受关于“红五月”感想采访时都不愿透露姓名，他们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有人评价道，1968 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 1998 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30 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时代的压力，就业前景的不容乐观，让他们远离了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对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个饭碗”，而五月风暴，“不过是遥远的民间传说而已”。……虽然许多当初反对体制的激进分子如今成了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红五月”这场文化革命所揭著的推崇个性、张扬自由、要求变革的思想，却深深植根于法国甚至西方各阶层的心灵。新一代学生掷向昔日偶像的蛋糕，不正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体现么？
五月风暴里的宣传画、涂鸦和口号令行为艺术名声大噪，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然而对这一切贡献最大的情景主义国际却在“红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理论上虽然正确，但实践手法却远不成熟，所以组织应该结束了，因为“情景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宣传画，如今正被无数仿冒者复制、模仿，投入到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去赚取原创者们所坚决反对的“商业利益”。

《商业秘密资产管理（2016）——信息资产管理指南》摘抄（才开始看所以摘得很少）

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区别在于采取一种保护方法还是更多其他合适的保护方法，这取决于信息的性质以及公司的经营目标。商业秘密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占据公司账面价值和市值之间差额的很大一部分。公司股东的价值也是极大地依赖于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由此产生的价值。商业秘密窃取是一个巨大且日益严重的问题，很多公司没有意识到，因此也都未采取预防措施。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应当具备新颖性、实用性和非显而易见性。上述要求均不适用于商业秘密。……对商业秘密的唯一要求就是，它不被公众所知，同时公司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保持其秘密性，由此可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商业秘密只能通过诉讼来确认。为了成功确认商业秘密的权利，原告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举证：存在商业秘密、是商业秘密的拥有者、被告知道和访问过商业秘密。……雇主通常需要一份与该信息发明者签名生效的商业秘密转让协议。必须提供公司把该信息认定为商业秘密的通告。必须证明访问过商业秘密，排除以独立开发或者反向工程为由进行抗辩。